离开热搜17天,鲍某明事件怎么样了?

 常见问题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5-02 12:32

距离刷遍互联网的鲍某明侵害未成年少女事件,已经过去了17天。世界疫情、明星绯闻、山林大火……一波又一波新热点,稀释着一个又一个旧热点。

如果这个稂莠混杂的世界能变得越来越好,或者不至于变得更差,那么,一定是有人做了正确的事情。

农民工工伤、被性侵伤害的少女、家暴受害者……哪里有压迫和不公,似乎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。

分文不取,在面对利益冲突时,又会让自己身陷危险处境。因此没有一颗善良、追求司法公正的心,很难坚持下去。

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,他们的数量远远不够。但也正是这289人,照亮了太多人的迷途,让受害人重新燃起生的希望。

早在今年春节前后,就有朋友找到他们,希望能够帮助到那个女孩,维护她的权益。在分析完案情,与李星星(化名)联系之后,郭建梅认为,这个案件符合免费法律援助标准。

“这是一个典型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,我们愿意去接触跟进这个案子,不收律师费,连办案费也全免了。”

鲍某明案,并不是郭建梅处理的第一个案子。实际上,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,她已经努力了整整25年。

1960年,郭建梅出生在河南。童年对她打击最大的事,是他的祖母在43岁时,饿死在外出卖馍的路上,“她又冷又饿,但始终不敢吃馍啊”。

1979年恢复高考,她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,毕业后被分配到司法部。消息传回河南老家,村里人都觉得老郭家转了运。

但很快,郭建梅决定放弃工作,原因是她想追求更鲜活的人生。那几年,郭建梅从事过多种工作,文员、律师、记者……始终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。

1995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,那一刻她找到了自己的未来。

随后,她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,几年后又从北大出走,创立了如今赫赫有名的千千律师事务所,免费为女性弱势群体代理案件,开始了“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”这条漫长又艰辛的道路。

26岁的小夏与丈夫结婚后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同年11月,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宝宝。但产后第17天,丈夫提出和她同房,小夏担心身体尚未康复,拒绝了丈夫。

这次拒绝,让丈夫恼羞成怒,他用螺丝刀,将仍在月子期间的小夏右眼挖出。 送到医院后,她的整个眼球被摘除,人生也陷入了黑暗。

更加不幸的是,因为丈夫在当地颇有关系,最终以“精神分裂”为由,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
得知这件事后,郭建梅和团队迅速出手。筹集证据、经过激烈的交锋,犯罪人最终被绳之以法。

同时在郭建梅的帮助下,小夏也寻找到了自己免费的“义眼”,这个女孩重新获得了光明和崭新的人生。

那一次,郭建梅的女儿也跟随郭建梅参与案件,并拍摄完成纪录片《眼睛》。作品获得多方认可,最终她被纽约大学录取,学习电影。

李彦是四川安岳县的一位普通女孩。2009年3月她与谭某结婚。原本以为找到了人生的幸福,她却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。

婚后,丈夫谭某频繁对李彦家暴,甚至还把燃烧的烟头按在她的脸上、深冬将她锁在阳台上……各种虐待行为层出不穷。

2010年1月的一天,丈夫喝醉了,再次对她实施家暴。这一次李彦忍无可忍,将丈夫殴打致死。

2011年8月,地方法院以故意杀人罪,对李彦作出死刑判决,引起巨大社会舆论,李彦当庭表示上诉。

因为接手这个案子,郭建梅数次被谭某家人围堵辱骂、威胁。但好在,努力没有白费。终审判决, 李彦被判处死刑,可不立即执行。

“结婚十月被丈夫家暴致死”、“未成年少女被性侵”、“被囚禁的女工”、“被拐卖的妇女”……一桩桩一件件,背后都有一段可悲又凄惨的故事。

截至目前,她累计处理案件超过5600件,5600个“惨烈人生”之外,她患上了抑郁症,长达数年的治疗,才走出困境。

鲍某明案爆发,不只郭建梅一个公益律师站了出来。 在李星星背后,还有一位叫做佟丽华的公益律师。

鲍某明案的一处关键信息是,发生关系时,李星星已经年满14周岁。鲍某明以此说辞,试图逃脱出法律的制裁。

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,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,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,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,同样以强奸罪定罪处罚。

1999年,他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儿童保护专业组织——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,开创了提供直接法律服务、实证研究与推动立法政策改革相融合的工作模式。

“自己挂出来不是为了炫耀,而是为了让自己记住: 每一面锦旗背后,都是一个沉甸甸的故事,牵系着每一个受害人和背后的家庭。”

更难能可贵的是,从2003年开始,他成立“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”,在全国各地推动更多律师在业余时间致力于儿童保护。

截至2018年年底,在他的推动下,全国成立了40余家专门为青少年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。

佟丽华出生在农村,小时候家境贫寒,童年时曾经因为拿不出3块钱买教材偷偷落泪,考上大学之前,他从未走出过县城。

甚至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,同学听说他来自秦皇岛,便问他老家的海鲜好不好吃,他羞愧地说:“我不知道,从来没有吃过。”

成为律师之后,他深知农民工法律意识很淡薄,遇到欠薪之类的法律纠纷,几乎无处寻求帮助。

2005年9月,佟丽华创建了另一家公益机构——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,这是国内第一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。

创办公益机构之前,有朋友好心劝他,要慎重进入这个领域。“案件数量太大,很多都是群体性的,处理不好会自找麻烦”。

“我出身农民,父母都做过农民工。都被欠过钱。但是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伤害时,谁去真正站出来去关注他,去帮助他?总得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去做。”

截至2018年年底,在全国,他累计帮助60万农民工讨回欠薪、工伤赔偿及其他赔偿款项近6亿余元。

少女工伤断臂老板逃逸、农民工工地维权、农民工讨薪被打……佟丽华每每看到,都心如刀绞。

正义和公益之路,他走得很踏实,回望过去展望未来,他说: “我不会去观望,也不会停下来彷徨。”

始终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,是公益律师的准则。在未成年人和农民工之外,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群体。

二战期间,日军在中国浙江、东北等地,研究使用了细菌战,甚至拿中国人做活体实验,让无数人痛不欲生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近75年过去,人们以为战争早就结束了。但对有些人来说,战争似乎仍在“继续”。

1999年,浙江,900多位老人“烂脚”事件被曝光。他们的脚部长满细菌,严重溃烂,散发出奇臭无比的味道。如果医院里有一位”烂脚“病人,整个楼道都能闻到。

甚至有些人的感染部位是嘴。发病之后,他们的嘴唇、牙齿全部烂掉,说话不畅、不能吃饭,最重要的是那种臭味,让他们中的很多人,最终孤独终老……

经过她的调研,这些“烂脚”老人的致病原因,全部来自于当年抗日战争时,日军的细菌战。

“我们要让这些老人能够带着一双干干净净的脚离开这个世界。战争都过去很多年了,战争的创伤不能总裸露在那里,烂着没人管。”

哈尔滨召开第一届日本731细菌部队国际研讨会,两位日本民间和平人士声称:浙江义乌崇山村由于日军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,村毁人亡,村民提交《联合诉状》要求日本政府赔偿。

同时,在报纸上王选看到,当年731部队将3个被当作“活体材料”的人绑在树上,她心疼的泪流满面。

踌躇满志,1997年,她代表中国108名 细菌战受害者 ,对 日本政府提起诉讼, 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。

7年的时间,尽管一直败诉,王选却从未放弃。为了取得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词,她费尽千辛万苦在日本寻找731部队官兵出庭作证,但日方均不承认。

为了向世界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行,她在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多地举办细菌战展览,做主题报告,希望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。

也是因此,王选曾遭到利益相关人员的跟踪、甚至是威胁。时间长了,她的丈夫也颇不理解,为何将整个生命,放在了为细菌战受害者维护权益这件事上?

2002年败诉后,王选并未格外沮丧。尽管败诉,那却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历史上,认定二战期间,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,对无辜平民造成巨大伤害。

2005年,王选二审再次败诉,2007年,终审败诉。这意味着,王选从1995年开始的12年“战斗”,以失败告终。

那些烂脚、终生被细菌侵扰的人,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等到所谓“法律上”正义的降临,但因为王选,在人们心中,他们的遭遇并不会被人们忘记。

2015年,在王选的多方努力下,中国最好的一批创伤医生,注意到了这群被细菌困扰的老人。多位院士、专家教授汇聚一堂,决定为那些患病老人免费治疗。

截至目前,多位老人的身体,重新恢复了健康,最后一名患者出院那天,王选格外高兴,她说自己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

25年,一个女人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,都奉献给了这样一群遗落在历史角落的人。冒着生命危险分文不取,她心甘情愿。

她说,诉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到庞大的经济赔偿,而是为了维护受害者为人的权利和尊严,也为了维护历史的真相。

“如果我们不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,人类曾有细菌战这么丑恶的东西,那么人类将丧失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机会。”

案件爆发后,很多人在网络上查询到了儿童拐卖,少女“领养”等交易群,更有媒体曝光了整个儿童领养的产业链。

不仅被性侵的少女,还有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弱势群体。农民工、清洁工、外卖小哥、快递小哥……他们大多从事着艰辛的工作,却又最容易被人们忽视……

有光明的地方就有阴暗,有黑暗的地方也有光明。是让黑暗吞噬光明,还是让光明驱散黑暗?